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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往昔的人有一颗柔软的心

——《施南往事》序

发布时间:2018-12-28 10:32 来源:恩施日报 作者:刘醒龙 编辑:刘艳
作者并没有拘囿于生活的琐屑,丰富的阅历、细致的观察、高瞻的眼光令她贴近生活又俯瞰生活,立足恩施又跳出恩施,循着时代的轨迹,透过一个个熟悉的人物和故事,了解一段历史、感悟一种人生、慰藉一份情感。纯粹,真实,好看。

刘醒龙

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后的中国人,大抵谈不上是幸运的,虽躲过了战争,却赶上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各种变革、贫困、灾荒,以及各种的运动与改革,数不清的人几乎一夜之间就被改变了一生的命运。然而,俯瞰历史的长河,这一代人又相较于后辈“幸运”地亲历并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翻天与覆地,非比寻常的经历,成就了非比寻常的视角,自然亦能捕捉到更多非比寻常的故事。

安丽芳女士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任国民党政府书记员,母亲就读于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武汉圣希理达教会女子学校。因抗日战争父母颠沛流离逃难至恩施,安丽芳及其姐妹出生在恩施。因家境贫困,10岁就被送到剧团练功学唱,17岁成名之初偏又遭遇文革,后剧团解散被下放到工厂,做过建筑工、机械工。由于从小受父亲古典文学的熏陶,以及自身的曲折经历,她喜欢上了文学。直到1979年被调进恩施州图书馆工作,才圆了她的读书写作梦。自此笔耕不辍,工作之余写下并发表共计数十万字的文学作品。

《施南往事》是收录了其近年散篇的一本合集,以家乡恩施老城为坐标,纪录渐行渐远的故乡、故人、故事,由此探寻形形色色的生命个体在时代背景下各自不同的生存境遇与心灵呼声,细腻的笔触深入浅出地汇入了对世情的洞察、对生活的领悟,和对生命的悲悯。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当是毋庸置疑,然政局变幻影响最深的始终莫过于人。安丽芳曾在时代的变革中经受命运的几度摇摆,但她从未怨天尤人,无论是幼年遭饥荒、童年学唱戏还是文革时期被迫下放到工地做建筑工人,字里行间对自己所受的苦难只字不提,反而将温和的目光投向了身边更多平凡却又不平常的生命,如落魄而高贵的知识分子“王瞎子”,因戏致残的昔日名角儿“高武生”和“娇艳花”,灾荒年吃撑而死的“麻孝歌”,恪守工匠精神的“牛木匠”,外出打工的“胚胚”,还有被时代浪潮拍到岸上的“吴剃头”、“陈半天”,以及命运多舛的几位女性“小丝棉”、“断手杆”、“罗妈”“郝妹娃儿”等,不仅让读者随着人物的命运起伏唏嘘喟叹,更通过记忆中这些各个阶层的小人物将恩施旧城的风土人情以不同角度还原到读者眼前,继而折射出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态与文化变迁。

作者的观察视角宏远而深刻,从而跳出了一般女性作品小情小调、家长里短的狭小格局,“哀民生之多艰”的笔调几乎贯穿了整部文集。全书共分四个部分,分别是“老城人物”“施南旧事”“人世间”和“随笔杂记”。

“老城人物”书写的是恩施老城的几位“名人”,说是名人,左右不过是流传在坊间巷尾的“有故事”的人,且大多境遇无常、经历坎坷。有的只是听说,有的为亲眼所见。如上文提到的“王瞎子”,就曾寄居在作者家的楼梯间内,是一个讲话文绉绉,擅长诗词、戏文,且颇懂人情礼数的落魄知识分子。命运的不幸摧毁了他的外形和事业,生活一落千丈,但并未令其丧失言行的斯文与人格的高贵。他伶仃无依,靠给人推磨自食其力,他渴望融入与人之间正常的交流和应酬,及至临终仍念念不忘用自己微薄的积蓄料理后事、酬谢邻居。但就是这样一个尊重别人又渴望得到尊重的人,在大家眼里只是“仿佛茅厕里的扫帚”,没有人真正在乎他的生死来去。颇感欣慰的是,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他遇到了作者这样一位“知音”——尽管只是认真地听他唱了一场戏。

对“小丝绵”的撰写源自于《鄂西文史资料》中几句简单的记载。一个“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的不幸女子,一个旧社会战乱年代的牺牲品。作者通过史料中的寥寥数字,调查走访、剥茧抽丝,融合文学的感悟还原了一段曲折悲情的民国传奇,将这位绝代风华的女子血肉丰满地烙刻在恩施人的记忆中。《朱八字与罗剃头》、《疤叔》、《断手杆儿》、《婆娘汉》,《罗妈》等。皆讲述了底层老百姓草根般粗粝而顽强的生命力,他们脚踏实地、不畏流言,坦然承受着命运的挤压与馈赠。另如“陈半天”、“吴剃头”、“牛木匠”,三人分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恩施城颇有名气、技术精湛的手艺人,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与人们审美的提升,又不约而同地面临着被淘汰的处境。同样的顽固执着、同样的“抱残守缺”,三个人的结局却不尽相同。

许是经历深刻的缘故,作者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物、事件、社会情态落墨较多,比如那个年代所特有的“粮油供应证”,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想象不到那样一个“红色或蓝色的本本儿”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有多么重要。《命根子的粮油供应证》一文中,善良勤快的“郝妹娃儿”就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粮油证虽非罪魁祸首,却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直观地展示了那一段辛酸的历史,及那段辛酸历史环境下的种种人性。郝妹娃儿的牢狱之苦,周凤梅的进退两难,麻孝歌以及鬼豆腐西施的意外殒命……

苦难的年代造就了苦难的人生和诸多迫不得已的选择,正如作者所言“在饥饿面前,人的文明、道德、尊严,甚至亲情,都得为活命让步”。纵览全书,直接关于饥荒的文章就达五篇之多,对于许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生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

故城,旧事,一辈人正渐渐老去,一段段记忆在渐渐消失,承载着鄂西地域特色的传统民俗也逐渐被人所遗忘。大年初一热闹欢腾的“舞龙灯”“采莲船”,端午时节的“赛龙舟”,鄂西土家族的民间传统娱乐项目“地鸽子”等等,现如今只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请进博物馆或写入文章中,即便偶尔拿出来展示,也总感觉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味儿了。说到底,是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人的精神需求也变了。

不同的时代自有其不同的社会形态与精神风貌,大到命运,小到吃穿,从价值观念再到情感表达,人世间,众生依旧攘攘熙熙。寡妇罗妈,含辛茹苦地把四个儿子拉扯大,憨厚忠实的向疤子在她最困难时帮助了她,由于四个儿子的反对,罗妈在爱情与亲情之间选择了亲情。昔日邻居汪二毛从一个泼皮耍赖的小混混摇身一变成了耀武扬威的交通协管员,无赖依旧本性不改;文体局戏工室的老范在废寝忘食地写一部关于竹笛制作的论著,呕心沥血著成大作的老范成了官场众人捞名取利的牺牲品;牛蹄寨的田阿姨早已住进了北京三环以内某社区的大户型豪宅,每日守着空旷冰冷的帝都豪宅竟无比怀念曾经贫穷而幸福的农家小院。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人情冷暖、世间百态被作者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与其说是文学作品挑动了人的神经,不如说生活早已令人麻木其中,但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唤醒人们麻木的神经,重树对生活的敏感和热情。越真实就越能打动人。

老作家汪曾祺曾有一个巧妙的比喻。他说,使用语言犹如揉面。水和面粉原本是两不相干的,多揉揉,水和面的分子就发生了变化,揉好了,面才筋道。写作也是这样,下笔之前,要把语言在心里像和面一样反复抟弄一番。不能想一句写一句,否则语言就是松的散的。好的语言应该是拆开来看,每一句都很平淡,但放在一起,味道就出来了。安丽芳的语言就颇有汪曾祺之风,在她娓娓道来的讲述里,一个个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些人物多是曾经生活在身边的邻居、亲友或同事,笔到之处均有据可查。书里没有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也没有人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他们只是陷入生活泥沼默默挣扎的底层劳动者,是被时代的暴风雨碾压无力还手的旧知识分子,是无论经受多少磨难依旧对明天怀有憧憬和希望的中国普通老百姓。

作者并没有拘囿于生活的琐屑,丰富的阅历、细致的观察、高瞻的眼光令她贴近生活又俯瞰生活,立足恩施又跳出恩施,循着时代的轨迹,透过一个个熟悉的人物和故事,了解一段历史、感悟一种人生、慰藉一份情感。纯粹,真实,好看。

故荐之以序!

(作者为著名作家、湖北省文联主席)

责任编辑:刘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