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川灯歌表演。（资料图）
□ 谭宗派
利川灯歌（又名灯调）是当地土家族人逢年过节时以彩龙船、车车灯为主要道具的一种传统民间歌唱。据利川市柏杨坝镇十七代灯歌嫡系传承人全友发介绍，利川灯歌始于清初，最先是由落第秀才谭功朝（今利川市柏杨坝镇兴隆人）和吐祥（今重庆市奉节县境内）乔国富（外号乔幺妹）等人把本地传统民歌、锣鼓和花灯结合起来形成的，距今约有300年历史。
利川灯歌所唱歌曲别具特色，内容以贺喜祝福、农事活动、风光习俗和男女情爱为多，既多传统唱段，也有即兴创作。歌词句式以七字句破四字、三字加衬词（或衬句）为最多，也有五字句(或十字句破五字)加衬词（或衬句）的。曲调“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徵、羽调式较多。旋律多下行，多小跳和级进。音调结构以三音腔最典型。衬词衬句丰富多彩，妙趣横生。蹁跹进退，踏歌赴节，打一遍锣鼓划一遍船唱一段歌，祥和、热烈。道具彩龙船是对祭祀屈原龙舟竞渡的艺术摹拟，旱地划船，迎亲祝福，构思巧妙。传统歌曲无论是调式、句式、产生流行地域多与古代巴人所唱巴歌、竹枝歌一脉相承，是巴歌、竹枝歌在利川流传至今的活的载体之一。竹枝歌是竹枝词的母体，竹枝词是竹枝歌的文人诗化。较之竹枝词，竹枝歌群众性更为广泛，地方民族特色更为浓郁。
利川灯歌是鄂西南土家族灯歌的代表，是我国灯歌中的一枝濒临灭绝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竹枝歌的活体遗存。初步挖掘整理结果表明，利川传统灯歌民间仅存50余首，尚在传唱者不足10首。在尚存灯歌中，由《种瓜调》整理而成的《龙船调》蜚声中外，影响很大。《十把扇子》《打把扇子送情郎》等已被改编搬上舞台或荧屏，深受群众喜爱。
《利川灯歌》为什么能在利川保存至今呢？个人认为其重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利川灯歌》拥有一个有利于生存延续的自然、人文环境。今利川位于鄂西南隅。从地理上属云贵高原东北延伸部分，巫山余脉和武陵山余脉在这里交汇。境区四周山峦环绕，中部平坦，海拔一般在1000至1300米，全境地势高于相邻各地。这里山寨林立，关卡雄奇，“十二危峰东川保障；三千远路南浦雄关。”从四周进入利川，都要跨过湍急的溪河，翻越陡峭的高山，它是一个镶嵌在四川盆地东沿的典型高山“悬圃”。从行政领属分，它“古属巴国。历秦至汉，时巴时楚，或蜀或吴；唐宋以降，或属资田、清江，或隶盐水、庸州；元明时期，其地为土司分据。直至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流，始裁施南、忠路、忠孝、剑南、沙溪诸土司地建立县治，以水清照十丈的清江从这里发源，横贯全境，平川广漠，物产丰富，为有利之川而定名利川县”（清同治、光绪《利川县志·沿革》，1986年版《利川市志·沿革》）。历史表明，这里从古至今一直为古代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人的集居地，从人文上分，特殊的历史演绎和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不仅使这里成为一个巴楚遗民的避难所，而且也使这里成为一个古老巴楚文化的典型沉积地带和多种文化相融相汇的宝贵历史文化摇篮。
其次，至今在利川仍然活跃着一批热爱民歌、痴迷灯歌的人群。“三天两头不唱歌，喉咙好像虫在梭。抬起石头喊号子，敲锣打鼓唱上坡。逢年过节连更唱，两口子床前也盘歌。”土家族人爱唱歌，会唱歌由来已久。
1979年至1981年民歌普查，利川共收集各种民歌1420首。2005年，发现柏杨坝、柏杨坝龙河、毛坝夹壁三个民歌村，而且还发现柏杨坝杜氏四代、谭氏五代，毛坝白氏两代，凉雾牟氏三代等一批民歌世家。这些民歌世家中的歌手几乎都是农民。凉雾乡散水村有个号称“土家歌王”的老人牟奇祥，当年已经八十岁，他从小学习唱歌，远近闻名。柏杨坝村是一个有名的民歌村， 2006年至2010年，为申报《利川灯歌》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先后四年时间，我一直在柏杨坝调查研究，弄清了利川灯歌的根源，收集到传统灯歌50余首，而且还发现一面保存完好的清代灯歌大鼓。利川灯歌长期存在的事实说明，只有长期受到民众喜爱的民歌，才有可能在民间长期流传。
利川灯歌始于何时尚无确考，不过根据全友发的传承谱系和辈分——“朝、福、久、远、艺、康、永、长、德、高、年、乐、九、田、美、佐”看，其师为汪安佐，师爷为姚泽美，师祖为李祖田，祖师爷为清康熙时的谭功朝、乔国富、毕凯。通过都亭黄氏清代墓碑上关于灯歌（跳灯、扇子舞）的浮雕，可以认定，明末清初，灯歌已在今利川柏杨坝、都亭、谋道一带流行。
利川灯歌过去与春节习俗紧密相连。清至民国，利川玩灯规模很大，花灯有“前八出”“后八出”及“杂灯”等多种。“前八出”一般为牌灯、花缽、财神、天官、灵官、观音等纸糊篾扎的大灯；“后八出”一般为戏剧故事以及龙灯、狮子、麒麟、白象等纸糊篾扎的神兽；“杂灯”一般为以人物扮演、以歌舞为主的彩龙船、车车灯等。由于这些“杂灯”中的人物化妆、表演已具戏剧雏形，而且杂七杂八，形式多样，队伍又夹杂在“前八出”与“后八出”之间，所以过去人们又称“杂灯”为“跳灯”或“灯夹戏”。
上九出灯，十五收灯，烟花竞放，鼓乐喧天，男女踏歌，十分热闹。
新中国成立以后，花灯和大量以歌唱爱情为内容的灯调灯歌逐渐消失，但“后八出”中的龙灯、狮子和“杂灯”中的彩龙船、车车灯却得以流传下来。
如前所述，利川灯歌属灯歌范畴，其主要道具是纸糊篾扎、彩绘而成的彩龙船和车车灯。彩龙船型制与荆楚大地、清江下游纪念屈原龙舟竞渡时的龙船相似；车车灯型制与古代双轮手推彩车相似。其伴奏乐器以鼓、钹、锣、镲、二锣和马锣为主，早期还有唢呐和竹笛。利川灯歌演唱时，一人扮书生（或武生），兰衫纶巾，手执折扇（或桡竿），潇洒站立船头（或车头）；二人扮丫环，燕尾椎髻，手舞花巾，殷勤侍立船侧（或车侧）；一人扮艄公（或媒婆），花鼻驼背，手执桡片（或蒲扇），滑稽追随船尾（或车尾）。乐队一般由六人组成，既伴奏又伴唱，随着打击乐的阵阵响起，演员们或随彩船（车灯）飞旋起舞，或踏歌翩跹进退。唱词中衬词极为丰富，它们有的对主句烘云托月，推波助澜；有的和主句血脉相通，水乳交融，特别是一些便于观众参与、妙趣横生的衬词衬句，一问众答或互问互答，常常把演出一次次地推向高潮。
逢年过节、喜庆集会或休闲娱乐时玩彩龙船、车车灯，唱灯歌，是利川人民群众的一种文化活动。利川灯歌演唱者之间（除鼓师而外）没有严格的师承关系，学习、传承主要来源于群众自发和耳濡目染，没有严格的组织和艺术评定标准。群众人人不是演员，人人又都是演员。群众的喜好就是标准，人人都是作家和评论家。本地人说本地事，歌词浅近、质朴、口语化，连三岁小孩也能听懂。唱本地调，只唱祥和欢乐，不唱悲哀和愁苦，连七老八十岁的老公公、老太婆也百听不厌。群众性、地方性、民间性是利川灯歌的明显人性特征。
彩龙船很显然是对清江流域和荆楚大地划龙船的艺术再现，既有对巴地楚臣屈原的祭祀，也有对岁足年丰、安定祥和的祝贺和祈祷。唱腔唱词多为本乡本土的传统民歌结合玩灯特点，世代演唱而成，与古代巴人的竹枝、蹄踏一脉相承，巴楚文化的巧妙融合，应该是利川灯歌引人入胜、深受群众喜爱的根本原因。
旱地划船，巴山楚水，载歌载舞，处处不是舞台，处处又都是舞台。舞的是龙舟竞渡，唱的却是园里种瓜；演的是彩龙飞舞，唱的却是上山砍柴。内容和形式看似相悖，环境和情节看似极不协调，然而观众和演员却在参与中达到完美的统一，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在相撞、相融中达到完美的统一，这便是利川灯歌的艺术特征。
灯调是川剧高、昆、胡、弹、灯五种声腔“灯”的母体。利川灯歌的演员行当，化妆、锣鼓和一些演唱程式，与川剧、巫乐关系密切，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一些川剧、巫乐的雏形，而且也可以看到在发展中川剧、巫乐对利川灯歌的影响，所以，利川灯歌也同时具有幼年戏剧的明显特征。
土家族的祖先能歌善舞，在音乐上的天赋和创造是有史可查和令人惊讶的。至唐代，巴人的巴歌大致还有两类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一类是竹枝歌（竹枝曲）；一类是五句子。大概是因为竹枝歌特别优雅，适合诗人吟咏的原因，后来竟被顾况、白居易、刘禹锡这些诗人所看重，进而把它们纳入自己的创作，在诗坛上形成一种至今仍在流传的诗歌样式——《竹枝词》。可以说，《竹枝词》是《竹枝歌》的文人化和诗化。
利川灯歌尚存50余首，其中，众多的歌曲和古老的竹枝歌一脉相承。如果把今存利川灯歌与唐代的《竹枝歌》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第一，它们产生和流行的地域相同；第二，歌唱者的族属和形式相同；第三，歌曲的调式和风格相同或相近；第四，歌词结构和和声衬词在歌词中的位置相同。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今存利川灯歌和唐代竹枝歌一脉相承，它是古代巴人竹枝歌的活体遗存，是土家族音乐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是巴楚文化融合的艺术结晶。
近几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利川灯歌的收集整理和保护已经取得可喜成绩，特别是对于其代表性歌曲《龙船调》的宣传和传播，更是令世人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