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林
几天前下乡，一处保存完好的特殊建筑——建始县业州镇乐家坝村知青点撞入眼帘。如今的年轻人或许只在影视剧中见过，就连我也是生平头一回得见真容。
我细细观察这栋石木结构的建筑，上下两层，在那个年代算得上考究，大抵是“知青”特有的待遇。它像一枚封存的时光胶囊，静立在乡野间，每一块石板的纹路、每一根檩子的肌理、每一级楼梯的磨损，仿佛还回荡着当年城市青年的歌声、争论声与思乡梦呓。他们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将青春与汗水洒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望着这石木屋，我模糊记忆中的“大集体”时代渐渐清晰，生产队长的哨声、社员们的喧闹声，恍若在耳畔。
每个时代都有专属的印记，大集体时期的生产队、此前的互助组、后来的分田到户……数不胜数。而生产队的岁月，始终在我记忆里难以抹去。
那时，土地、耕牛、骡马、农具皆归集体所有，社员们集体劳动，凭工分分配口粮与收入。一个生产队恰似一个扩大的家庭，生产队长便是“一家之主”。
天刚蒙蒙亮，生产队长敲响上工钟声。社员们带着农具在保管室前的晒场集结。队长扯开嗓门分派任务：“你们几个去挖洋芋！”“你们几个去扯草！”“田大嫂和贾二娘负责做饭，剩下的都去给包谷追肥……”
在那个年代，没有机械助力，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全凭一双手。尤其是在抢种抢收的农忙时节，社员们起早贪黑，顶着烈日、冒着暴雨连轴转是常事。
虽物质清贫，但那时的人思想单纯，精神头十足，总能在苦中寻乐。劳作间隙，地头便是天然的休憩场：男人们抽着旱烟，喝着山泉水，聊家长里短，讲趣闻轶事；女人们凑在一起纳鞋底、唠家常；男女老少还爱对唱五句子歌。欢声笑语漫过田垄，响彻山谷，那份在共同劳动中凝结的情谊纯粹而深厚。
每天傍晚，保管室前的场坝又热闹起来。记工员坐在小马扎上，借着最后一丝天光，翻开被摸得发毛的工分簿，开始记下密密麻麻的数字，边写边念：“张大壮，犁田，10分！”“刘秀英，锄草，8分！”“李小明，放牛，6分！”被点到名的社员高声应和，脸上满是完成一天劳作的踏实。
会计在一旁扒拉着算盘，念念有词地核算每户进项。年底决算时，算盘珠子的噼啪声能响到深夜，牵动着家家户户的心——劳动力多的“余钱户”，能分到几十块现金，笑得合不拢嘴；像我家这样的“缺钱户”，得精打细算才能熬过青黄不接的春天，心情自然沉重几分。
生产队长算不上官，无头衔、无俸禄，看似没有实权，但却是生产队这艘“大船”的舵手。队里鸡毛蒜皮的琐事、日常农活安排、年终决算、粮食分配、社员应急借钱、逢年过节分物资，都需要生产队长出面解决。
队长最显“权威”的时刻，莫过于分配那些难得的“美差”。比如，去修水库、到公社基建队，这些活计虽苦，却可能有微薄的现金补贴，伙食也能沾点油腥；再比如选派“上调劳动力”外出搞副业创收。按理说，该派有手艺、脑子活络的人去，但那些总跟队长唱反调、不服管的“调皮户”，往往会被“优先”选派。这些被“发配”出去的人，不少人凭着胆识与机遇闯出了一片天。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春风吹遍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耕地分到各家各户，生产队这个曾经无比坚实的集体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历史书中的名词；知青点也成了遗迹。
分田到户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的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年轻人纷纷走出大山，追寻更广阔的天地，土地上的故事已然换新。
从此，唤醒村庄的不再是队长的钟声与哨声，而是各家各户灶膛里柴火的噼啪声、清晨的鸡鸣犬吠。但对亲历者而言，生产队的岁月是无法磨灭的记忆——它见证了物资匮乏年代的集体奋斗，承载着乡里乡亲最质朴的情感，那钟声不仅唤醒了清晨，更唤醒了一代人对土地、对生活的全部热情与期盼。
这一切，都如这栋老建筑一般，虽早已丧失原有功能，却成为一个时代的深刻烙印，镌刻在国家记忆与个人生命历程中，值得后人细细品读、深深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