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应红
父亲年轻时，是一个夯墙师傅，手艺出众。五里八乡的村民修建干打垒结构的房子，无一例外请他主持。
父亲夯墙用的家什叫木夯锤，是用老榆木做的，由圆柱形的夯体和握柄构成，木质紧密，像是把所有的力气都拧在了里头。年深日久，父亲的汗水和掌心的温度把它浸染成深褐色，表面光滑得像是用砂纸打磨过一样。木夯锤笨重、沉实，重几十公斤，一般人根本抡不起来，却难不倒父亲。那时候，他有着使不完的力气，抡起木夯锤来，虎虎生风。
吃过早饭，主人家点燃一挂鞭炮，并递给父亲和他的工友每人一个红包，就算正式开工了。
房屋的地基早已挖好，瓦匠也已砌好一道石墙，只等父亲把夯墙的夹板支起来。新翻的黄土潮乎乎的，带着泥土特有的腥气，工友将黄土倒进夹板间，父亲站在夹板一边，双手紧握木夯锤，“起——”父亲一声吆喝，高高扬起手中的木夯锤。一锤又一锤，父亲的手臂有节奏地起落，背上的肌肉随着动作起伏，身上冒出来的汗水顺着脊沟流下，在粗布衫上洇开深色的印记。黄土在重击下变得结实起来。
父亲夯墙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就是夯完一圈后，必须要过十天半个月，等土墙干燥后才开始夯第二圈。
记得有家人请他夯完第一圈土墙后，没过几天，主人家就心急火燎地跑到家里来请父亲去夯墙。“这活儿急不得。”父亲悠闲地喝着茶，说：“第一圈土墙夯完后，得等风干后才牢固，现在急忙地夯第二圈，怕塌。”主人家根本不听父亲劝告，偷偷回家另外请了一个夯墙师傅，哪知没几天，土墙真的倒了。
从此之后，父亲成了乡里公认的行家。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给村西头谢家夯墙的事。那时正是三伏天，日头毒得很，父亲歇息时，让一个年轻徒弟夯几下，他却热得受不住，在一处墙角少夯了几下。父亲巡检时，用脚在墙基上踩了踩，又蹲下身，用手指细细地摸过。“重来。”他站起身，语气不容置疑。那徒弟嘟囔着：“就差几锤，能差到哪儿去……”
父亲没说话，径直抡起木夯锤，对准那处软塌塌的地方，一锤一锤地夯起来。每一锤都结结实实，像是要把所有的力气都夯进去。他夯得那样专注，连额上的汗珠滚进眼里都顾不上擦。几十锤后，父亲停下来，用手按了按新夯的土面，这才直起腰。“土墙屋是给人住的，干我们这一行，吃的是良心饭，不能偷奸耍滑，差一锤都不行。”他看着那徒弟，语重心长地说。
后来父亲改行做了木匠，不再抡木夯锤了。村里盖新房也都改用土砖和水泥钢筋，再也用不着夯土墙，那副木夯锤就立在老屋的墙角，成为一个老物件。有人嘲讽父亲的为人，就像那副木夯锤一样厚实，不懂得取巧、变通。他只笑笑：“本分本分，总归有一份。”正因为这样，父亲赢得不少人的信任，一年四季有做不完的木工活。
如今，年迈的父亲不再干活了，仍舍不得丢弃木夯锤。有时候，他捧着它，轻轻感叹：“我这辈子，日子就是这么一锤一锤夯过来的。”父亲的手轻轻抚摸留在木夯锤上的那些印痕，像是抚摸着流逝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