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秦卫飞
3月26日，利川市元堡乡元堡村的一场婚礼正热闹进行。
宾客已入席，但仪式并未按惯例开席。只见婚礼总管陈付昌走到院中，拿起话筒，一段带着泥土味的顺口溜脱口而出：“火炮一响，惊动八方……我是幸福元堡人，一言一行讲文明；张口说话要有理，诚实守信重品行。”
在元堡乡，这样的场景并非个例。曾经，婚礼总管只管调度张罗；如今，他们多了一个新身份——为农村宴席端上一道基层治理的“硬菜”。一场名为“总管开讲”的基层治理创新，成为破解山乡善治密码的一把“金钥匙”。
老槐树下——
一支话筒的扩音效应
元堡乡地处武陵山，14个村星罗棋布。与许多乡村一样，这里也曾面临“干部跑断腿，政策难入心”的治理窘境。政策宣讲会，容易变成干部的“独角戏”；文明新风吹，难抵千年旧俗的“厚重墙”。
转机，源于对乡土一种力量的重新“发现”与“校准”。没有生硬说教，只有乡音乡情，防诈骗、医保新政、森林防火这些“大事”，被陈付昌巧妙编织进祝福与叮嘱中。老槐树下，乡亲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点头附和。
“在农村，红白喜事是人员最齐、心思最静的时刻。而总管，往往是村里深得人心、最会说话的人。他们的一句话，有时比干部十句都管用。”元堡乡党委委员徐元华坦言。这些总管不仅是乡土能人，更是乡土社会的“秩序维护者”。
如何将这份源自民间的威望，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动能？元堡乡的答案不是“取代”，而是“赋能”；不是“自上而下命令”，而是“自内而外激活”。
乡里不再将总管视为单纯的事务操办者，而是将他们系统性地升级为政策宣传员、矛盾调解员、文明引导员、信息收集员。一本精心编制的《乡村总管工作手册》，成了他们的“行动指南”；专业的培训，为他们补上了政策、法律知识的“短板”；一张统一颁发的“乡村总管”工作证，则赋予了这份民间职责全新的公共价值。
元堡乡党委书记向杰表示：“‘总管开讲’是我们立足乡土实际、激活内生治理力量的关键探索。我们通过系统培训和工作证认证，将民间威望转化为公共治理动能，让德高望重的乡土能人成为政策传声筒、矛盾调解员和文明引路人。”
全乡46位经过遴选认证的总管，自此组成了一支“乡土治理轻骑兵”。他们的讲台，就是每一次人头攒动的红白喜事现场；他们的话筒，将党的声音、法治精神、文明新风，用最地道的乡音，精准投递到每一户、每一人。
三场“变形记”——
民俗场景里的治理奇思
创新，发生在3个意想不到的“转变”上。
从“支客师”到“广播员”，宴席成了政策直通车。在友联村，总管在婚宴间隙宣讲反诈知识，让几位老人保住了养老钱；在花椒坪村，总管将产业帮扶政策编成“三句半”，激发了村民发展李子产业的热情。政策条文，不再是墙上的印刷品，而是成为饭桌上的“下酒菜”、村民间的“热门话”。
通过“总管开讲”，全乡累计开展各类宣讲20余场，覆盖群众超1万人次，法治与政策的阳光，以柔和的姿态照进了山乡角落。
从“歌乐队”到“议事会”，餐桌成了共治圆桌会。在牛角村，一场白事简化了仪式，村民们却自发聚集，借传统曲调传唱乡村振兴，并就村里的道路整修问题热烈讨论，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过去，红白喜事常伴随攀比铺张；如今，在总管的引导下，风气为之一新。
“氛围到了，大家心也齐了，平时不提的意见，这时都敢说了，也愿意说了。”一位村民感慨。从抵制“无事酒”到商讨“产业路”，民俗场合悄然转型为民主协商、集思广益的空间，实现了“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从“餐桌席”到“调解席”，喜庆成了和解催化剂。在兴场村，两户人家因宅基地界限纠纷“冷战”了10余年，村干部多次调解无果。一次，总管巧妙地将两家人请到一场婚宴的主桌，推杯换盏间，借着喜庆氛围，总管与村干部以乡情为纽带，以法律为准绳，耐心劝导。最终，两双手在欢声笑语中紧紧握在一起。
元堡乡综治中心负责人表示，利用红白喜事“重情面、讲和气”的氛围调解矛盾，成功率较高。2025年以来，全乡通过这类“餐桌调解”化解各类纠纷20余起，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善治密码——
激活乡村社会的内生动力
“总管开讲”的成功，远不止于几场生动的宣讲或成功的调解，其深层价值，在于探索出了一条激活乡村内生治理力量的路径。
这些具体而细微的改变累积起来，正重塑着乡村治理生态，而变化的中心，正是总管们自身。他们不再只是某个场面的“主事人”，而是一次次“开讲”中凝聚乡亲、引领乡风的“主心骨”。
陈付昌对此感触颇深。“最初怕乡亲们嫌我多事，坏了气氛。”他说，“被邀请在喜宴上讲政策时，心里直打鼓。”
“高价彩礼要抵制，婚丧嫁娶要简办，人情攀比要不得，健康文化要弘扬……”但当陈付昌试着用顺口溜把移风易俗歌词唱出来，看到台下老人们频频点头、年轻人会心一笑时，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这种“自己人”的信任感，是任何外部力量都难以迅速建立的。它源于共同的生活经验、共享的乡土逻辑与长期积累的个人声望。乡党委、政府所做的，正是将这种宝贵的、既存的信任资本，通过培训和授权，引导到公共事务的轨道上来。
“过去我们讲政策，语言生硬，群众听得云里雾里。现在好了，陈总管他们一张口，就是老百姓的家常话、实在理，效果比我们开几次会都好。”元堡乡一位驻村干部说。这种转变，实质上是将官方话语进行了一次“乡土翻译”，在政策与民心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
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参与感正在村民中萌芽。在花秋村，村民张兰参加一次喜宴后主动找到总管，询问刚刚提到的医保网上缴费细节，并成功为全家办理。“以前觉得这都是干部的事，现在觉得跟我们每家每户都有关。多听听才好，有事还能询问。”她说。
当村民主动询问、参与讨论，甚至就村里事务提出建议时，治理便从“管理”悄然转向“共治”。
